教师风范
纵凌云处仍虚心
——赵曜同志访谈录
文章来源:《学习时报》 [作者:]  发布时间:2018-04-1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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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赵曜

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,中央党校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1932年生。1948年入东北行政学院(现吉林大学)学习,1952年毕业后留校任教,1979年到中央党校任教。曾担任中央党??蒲缁嶂饕褰萄胁恐魅?,第八、九届全国政协委员,第三、四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政治学、社会学、民族学学科评议组成员、召集人,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马克思主义、科学社会主义评审组副组长,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(《科学社会主义》教材)首席专家,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等职务。现任中央党校特聘教授和学术委员会委员。

  “党校教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。不能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知识来传授,要自己真学、真信、真用,要有坚定的信仰和信念?!?/strong>

  “一个人要做好事,要先做好人。教师要讲师德,言传身教,为人师表。特别是我的专业是研究马列、研究社会主义的,跟我们党的伟大事业结合得很紧密,对自己应有更严格的要求?!?/strong>

  采访者:赵老师,您好!您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、科学社会主义的教学、研究和宣传,您是怎样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?又是怎么来到中央党校工作的?请您先谈谈您的学习工作的经历。

  赵曜:我出生在东北哈尔滨。因为是知识分子家庭,所以上学比较早,5岁上学。1948年解放战争后期,我读了大学,当时叫作东北行政学院,后来改名东北人民大学,就是现在的吉林大学。

  我入学的时候,读的是行政系。当时东北行政学院直接受东北行政委员会领导,相当于华北革大(华北人民革命大学),主要培养财经政法类的干部。当时学制没那么固定,我实际上就读了两年,从1948年到1950年。读书期间,除了学业上的收获之外,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收获是参加实践活动。

  我印象比较深的有三次。第一次是参加土改。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,对农村一点儿都不了解,对农村生活很好奇。我们这些大学生,去农村的主要任务,就是协助当地工作队做工作,目的也就是锻炼一下。第二次就是参加城市户口普查。当时我是系里的学生会主席,带队到一个区里去。普查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公安人员,检查有没有反革命、不法行为等。第三次是在1950年的9月,当时朝鲜战争爆发了。美国在仁川登陆,东北形势紧张起来了。东北人民政府从我们学校调了100多个学生和干部到辽宁省,大概到10个左右的县,去做战前准备工作。我被派到丹东,那个时候还不叫丹东,叫安东。我们是从沈阳坐军车过去的,行程也很紧张。后来我们转到大东沟,去了大概有两个月左右。我们的任务就是两个,一个是组织担架队,另一个是修简易机场,供米格—15、米格—17飞机降落。后来志愿军出国了,形势稳定了,我们就回来了。我觉得学生时代能参加这样的实践活动,还是挺有意义的。

  1950年的下半年,我提前毕业了。留系工作,做系里的学习和组织干事。系里当时没有老师,只有系主任,是位从延安来的老干部。学习干事就是组织学生学习,组织干事就是分配工作。工作了两年,到1952年,事情有了变化。全国开始实行院系调整,吉林大学从一所财经政法学校,改成了东北第一座综合性大学。文理科都有,比较全。政治系被取消了。学校把我转到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,从此我就不做行政和党务工作,改成从事理论工作了。这是我的一个起点。从1952年到现在,有60多年教龄。

  到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以后,有一个选拔留苏教师的机会。文科有两个名额,学校确定我是其中一个。一切手续都办完了,就准备到北京外国语学院(现北京外国语大学)再学习一下俄文。这时候,我们的教育长兼教研室主任找我谈话,说你别去了,现在教学任务太重,排不开。那时候老师少,学校里都是年轻教师。这就去不成了。1953年的冬天,这位教育长又找到我。他表示,上次没让我留苏,这次教育部有个名额,到马列学院学习,就给我补一下。就这样,我有了来中央党校学习的机会。

  采访者:请您介绍一下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情况。

  赵曜:那个时候马列学院只有南院。我们这些人都是自己带着行李。录取要通过三关:考试、身体检查、政治历史审查。一共来了180多人。我在马列学院一部三班学习整两年,1954年和1955年。和我同时学习的,现在中央党校的有哲学教研部的沈冲同志,他跟我在一期。这两年对马列学院来讲是比较好的时期,我们安安稳稳学习,挺有收获的。当时给我们上课的,都是些名家。像杨献珍,我们就称呼他杨教员,艾思奇就是艾教员。另外还有一些苏联专家。就这样两部分教师。

  这两年我学了不少东西。1955年底,毕业了。毕业以后就回到吉林大学,一直到“文革”结束之后的1979年5月。1978年6月,教育部在武汉召开文科教学工作会议。吉林大学去了四五个老师,我是其中的一个?;峥炅酥蠡厝?,路过北京。党校是我第二母校,我得来看看。党校这个时候正好复校,缺教师,于是从很多地方调,特别是高校。像杨春贵、臧志风、张绪文、鲁从明等同志,都是那个时候调来的,调了一批人。就我个人来说,我过去在校时的老师和同学都动员我到这儿来,就这样来了党校。

  我是1979年5月份来报到的。工作了两年以后,1981年的三四月份,学校任命我为科社教研室的副主任。隔了一年,到1982年春天,老同志都退了,就让我主持工作。当时不是主任,就是主持教研室工作。到1990年春天,根据薛驹同志的意见,把教研室改为教研部,原来的教学小组改称教研室,让我做教研部的主任,一直到1999年3月份才退。退休了以后又让我担任特聘教授。除了教研部的工作以外,我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兼职。第一是全国政协委员,干了两届,第八届、第九届。第二就是中宣部管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马克思主义、科学社会主义评审组。第三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。我在政治学、民族学、社会学那个组,管学位点,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、硕士学位点。后来还兼任过国家行政学院的教授。山东大学有一个当代社会主义基地,聘了我去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。

  采访者:赵老师,您50年代来中央党校学习,70年代末进入中央党校工作,目睹了党校几十年来的变化。这么多年来,关于党校的变化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?

  赵曜:结合我个人经历来讲,从我在党校学习,后来进党校工作以来,党校本身变化太大了。各方面的设备比当初好了不知多少。教职工队伍素质也提高了很多。当时我到党校来当教师,教研室秘书向我建议,你能不能从吉林大学要几个毕业生过来?我就想方设法去要人,要来了三个人。那个时候,要一个本科毕业生都很费劲。现在都是博士生了,还要进行筛选。业务素质、知识素质比过去强多了。从党校的社会影响来说,有三个时期最大。第一是延安时期,整风运动时期。党校集中了很多党的高级干部,毛泽东亲自抓党校工作。第二是上个世纪50年代上半期,培养了一大批人,党校现在的基础是那个时期奠定的。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后,中央始终非常重视党校工作,党和国家的大事先到党校讲,吹吹风,通通气,党校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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